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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纪事】独树一帜的“抗先”云浮独立支队

广州同志会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平近郊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国人民义愤填膺,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收复失地,建立政权。面对这一形势,中共广东省委号召全体员、共青团员、“抗先”队员到农村去,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农村建立抗日阵地和党组织,扎根农村,准备长期斗争。

  1938年暑假期间,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响应省委“到农村去”的号召,动员了500多名青年学生,广州2号线同志据点。组成工作队,分赴到各地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其中,员周明、林玩、陈三文等12人,组成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西江17分队(简称“西特”),周明任分队长。他们通过当时云浮县的开明绅士潘雄尧的关系来到云浮进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任务是到农村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恢复党在云浮的阵地,并以此为核心,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广东省抗日先锋队来云浮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仅把云浮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而且还在云浮播下了“抗先”的种子。1938年12月省“抗先”队周明等调离云浮,“西特”指示在新兴工作的余渭泉、徐枫、李君怡等同志返回云浮,稳定下来,搞好党的建设。

  1939年1月,余渭泉遵命返回云浮建党。临行,“西特”组织部长(又是“抗先”副总队长)梁嘉在“抗先”总队部西南办事处约见余渭泉,向他作了有关建党工作的具体指示。其中着重阐述了当时政治形势正处在革命高潮,应该大刀阔斧开辟工作。既要小心谨慎,遵守“秘密工作条例”,又要反对关门主义。要先用“抗先”这个组织形式,把爱国的、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发扬他们的先锋桥梁作用,从而向工农敲门,指示他们回到云浮马上就把“抗先”这面鲜明的旗帜打出来,吸引广大抗日爱国青年同我们一道前进。

  按照“西特”的指示,余渭泉马上依次到云城的政府机关、驻军队部、学校社团分别拜会。他以第四战区战工队和“抗先”两个名义的双重身份为“抗先”争取公开合法社会地位。不久,他们把在云城李晚烈士公园内的两层白色洋房作队部,挂起了“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云浮独立支队”的牌子。成立了云浮独立支队,队长为余渭泉,副队长为徐枫(徐文华)、麦长龙。

  “抗先”云浮独立支队建立后,根据“西特”的指示,派“抗先”同志深入云雾山区。当时根据从肇庆来的“抗先”干部李浩的反映,云浮县社训总队副总队长李瑞是他的哥哥,大革命时是我们自己人,大革命失败后断了关系。他表示愿意支持“抗先”,经李浩介绍,李瑞到“抗先”队部联系,他要求派3—5个“抗先”队员到社训总队当指导员。这样,县特支决定派徐枫、徐锡怀、麦锡金、李君怡等几个同志到社训总队当指导员,和他们一起到了富林乡。他们公开到富林搞社会军训,主要还是在云雾山区扎根串连发动农民,准备到那里建立游击据点。但在云雾山区活动仅两个月左右,由于县地下党领导内部对这种做法持不同的意见,组委陈孔嘉认为应该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县城“抗先”的组织建设,并得到“西特”杨普的同意,结果把徐枫等几个同志从云雾山区调了回来,安排在“抗先”队部工作。因此,在云雾山区建立游击据点的工作便中断了。

  由于徐枫等几个较强的干部被抽调回来后,县城的青运工作有所增强。“云中抗先”在1939年下半年队员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在素质上也有很大的提高。1939年上半年,“抗先”支队队员共约100多人,由麦长龙以副支队长的名义兼任分队长。都骑分队约30人,由麦冬生任分队长。“抗先”队以云浮中学和都骑中心小学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云城“抗先”队创办了墙报《云浮青年》,主编麦长龙。9月云浮中学搬上太空岩,独自成立一个“云中分队”,副队长仍由麦长龙兼任,分队部设在岔路铺,队员发展到100多人。县城留下10多个队员,主要是机关职员和企业青工,“云城分队”的名义已不再用,但也没有取消,由副支队长徐枫直接分组领导和个别联系。“云中分队”在太空岩继续出墙报,同时把《云浮青年》改名《云中青年》,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云浮分队的“抗先”队员经常集中到独立分队部听取时事报道,组织队员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书刊。在校内校外以出墙报、画漫画、演话剧、开歌咏会、游行、写标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学校放暑假期间,云中分队组织队员下乡活动,他们深入到茶洞、富林、南乡、六都、初城、腰古等乡镇以散发传单、演剧、歌咏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把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在云北都骑乡,“抗先”分队在麦冬生的领导下组织了晨呼队、演剧队开展抗日宣传外,还开办夜校。许多“抗先”队员当上了夜校教师,夜校既上文化课,又上政治课,唱抗日歌曲,让学员从中接受抗日的道理。夜校是群众聚集的场所,也成为“抗先”队活动的阵地和联系群众的纽带,“抗先”队也就通过夜校来联系和发展青年农民参加“抗先”队,使“抗先”队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到1939年,独立支队队员已发展到200多人,成为一个由党组织领导的坚强的抗日团体。

  云浮“抗先”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斗争的。1939年夏,云浮县党部通知所有民众团体到县党部开会,要求各民众团体自动解散,把自己的队员中30岁以下的拨入“三青团”,30岁以上的介绍参加。并要求“抗先”发挥先锋作用,带头行动做好这件工作。面对着县党部这个严峻的挑战和与会各单位代表们的期望,由于事前“抗先”总队部西南办事处已作过应对斗争的部署,余渭泉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他从容地站起来说,我们支持“三青团”坚持团结抗战,我们“云浮抗先”可以在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并请示“抗先”总队部获得批准之后,以团体名义参加“三青团”。抗战是全面抗战,全民的抗战。蒋委员长早就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当然也就无分男女)都要起来抗战。民众运动既然如此大规模,自然就需要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民众团体多式多样才好。国家兴亡,匹夫匹妇都有责,抗日何须独一家?余渭泉的发言赢得了各出席单位代表的同情和支持,纷纷赞成“抗先”的意见, 云浮县党部第一次发动解散“抗先”的阴谋遂没得逞。

  但云浮县党部并不甘心失败而收手,他们觉得“抗先”云浮独立支队在云城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同政府机关和驻军团队都有统战关系,特别是有它自己的上层组织——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总队部和西南办事处,不易一下从上而下加以破坏。他们就决定改变计策,采取由下而上来动摇“抗先”的基础,阴谋肢解“云浮抗先”。他们认为“云浮抗先”只有两大支柱,一是“云中分队”,二是“都骑分队”。于是他们在1939年下半年就在县党部选派两员黑悍将,一个姓张的打入云中当训育主任兼政治教员,广州同志按摩极致。一个姓陈的到都骑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但是,这两个家伙一到下面就被“抗先”同志识穿,同他们展开一次又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恶意破坏团结抗战,破坏青年统一战线的阴谋揭露无遗,把这两个顽固派黑悍将的丑恶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群众看得清清楚楚。广州有没有同志洗浴中心

  由于“抗先”领导们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警惕性高,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顽固派无可奈何。但当时广东省党部的领导权已被中统特务高信掌握,广东“三青团”又被军统特务蔡劲军所控制,一文一武,狼狈为奸,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动逆流。到1940年初,各县“抗先”已先后被解散殆尽,广州白云区中年同志群邻近的郁南、罗定、新兴、广宁等县的“抗先”队部都已被捣毁钉封了,但云浮“抗先”一直坚持到最后。

  1940年3月中旬,广州市大学城有同志吗云浮县党部联名勒令“抗先”云浮独立支队解散。事前地下党已获得情报,布置支队长余渭泉预先撤离县城,潜伏都骑指挥战斗,留副支队长徐枫率领“抗先”队员和青年群众与之抗争,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实行同前来挑衅者当众说理,借以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果然,第二天云浮县党部真的派警员到李晚烈士公园捣毁“抗先”队部,按照“抗先”的对策,先由“抗先”队员同他们大吵大闹,以吸引群众前来围观,然后由徐枫出面,同他们开展说理斗争,警兵们知道理亏,欲退走。但带队人一定要执行上级的命令,说如不服可以上诉,硬要警兵把“抗先”队的办公用具和工作人员的被服全部扔到门外,并马上把“抗先”队部的大门钉闭并加上封条。

  “抗先”云浮独立支队部被封后,徐枫和其他工作人员先后陆续撤退转移到都骑。“抗先”支队于第二天就印发了一份《为抗议云浮县党部破坏团结抗战,强行解散云浮“抗先”告社会人士书》,同时发动大家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各自亲笔写信给社会贤达控诉顽固派迫害“抗先”的罪行,并在都骑第一小学召开抗议云浮县党部无理解散云浮“抗先”的群众大会。“抗先”总队部西南办事处派驻云浮的指导员林惠谋出席了大会并讲话,他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破坏青年爱国统一战线的阴谋,要求大家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主张“抗先”以半公开形式继续坚持活动,最后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云浮“抗先”都骑分队的旗帜一直是在云浮高高举起,没有任何人敢下令解散都骑“抗先”,牌子一直都在那里悬挂着,多年也没有任何人敢把它摘下。

(来源:广州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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